其三，法律义务的设定偏差。
[3]在第18章山洞里写道: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巴基斯坦建国以后,是否仍然严格按照《古兰经》和《逊奈》的规定制定国家法律,这关系到巴基斯坦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与齐亚#哈克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伊斯兰化不同,穆沙拉夫采取了面向世界、促进巴基斯坦融入全球社会的世俗化政策。1962年宪法也有关于每个公民有权信仰自己所选择的宗教的规定。1956年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的前言中继承了建国目标决议案的精神。[18]但在涉及到基督教徒的几个要案中,由于证据不足,被告无罪释放。巴基斯坦刑法第295-298条不仅与1973年宪法不一致,而且显然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冲突。
在穆斯林占到全国人口96%、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经训是国家立法的主要依据的巴基斯坦,探讨宗教自由权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该宪法第二编第二章的第31条第1款规定:国家应采取措施使巴基斯坦穆斯林能够按照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观念来安排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并且为使他们能够按照《古兰经》和《逊奈》的教导理解生活的意义提供方便。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宪政主义 政治宪政主义 八二宪法 政治宪法结构 中国宪政转型 。
（5）1955、1986年最高院的两次批复显示了司法的节制精神，不同于2001年批复中彰显的司法能动主义。在第4点，马歇尔通过对宪法与议会立法关系的比较实际上从成文宪法的逻辑层面对英国宪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其语言指向是很容易解读的——议会通过寻常立法改变宪法、宪法和普通立法是等同的，并可随议会之喜怒随时修改。黄法官这里关于模式选择的逻辑存在更严重的断裂或误识：（1）黄法官自始至终没有正面解释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解释权条款，而是从单纯的法官逻辑和比较宪法经验出发推导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及其具体方案，显然是错置了中国司法所根植的政治时空，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普通法国家。[60] 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第五共和宪法在改进1946年宪法之宪法委员会的基础上强化了该机构的护宪职能。在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之间，转型国家纷纷进行某种组合游戏，由此促成了司法审查模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其本质模式或底版仍然不出欧美两极。
确实，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时需要做出明确的选择，这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但究竟应该由谁或何种机构来选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的问题。因此，仅仅依据宪法文本的比较和统计分析，也许不能够看出转型国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必须添加的制度条件。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司法宪政主义之转型国家模式的核心特征：（1） 转型国家主要通过制宪过程产生一部成文宪法来实现司法宪政主义模式之建构。（2）以自己的法律规范层级理论批评施米特关于宪法条文不可供司法涵摄的主张。
英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议会主权逐渐分化出两种态度：一是遵从议会主权的越权模式，这表明权力之界限是由议会法律确定的，法院不过是守护议会法律之成文规定而已。（二）司法宪政主义的经验模式（2）：欧陆模式司法宪政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展开与英美世界存在诸多历史与制度上的差异，其制度根源在于是否存在长期的普通法传统，其哲学根源则在于欧陆宗奉唯理论而英美倚靠经验论。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民间早已存在数部成文宪法草案，而1998年《人权法》的通过更是令司法宪政主义的鼓吹者激动不已，因为在他们看来，宪法的本质部分就是权利法案。（2）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香港宪政发展的实际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香港方面的提请进行了法律解释。
在该部宪法中，一个相对独立于议会、政府和法院的宪法委员会被设计出来，主要功能是监督宪法关于议会和行政的权限规定是否获得遵守、对待决法案之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选举诉讼和提供咨询意见。由于通过司法宪政主义而成为成熟宪政国家的实际数目屈指可数，该表基本可以作为分析说明转型国家宪政走向的一种统计性论据。
[70] 高全喜教授在近来的论文中肯定并发展了笔者的这一框架，凸显了政协的代表性意义，但相对降低了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的规范性意义，具体参见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中外法学》，2012（5）。当然，真正将普通法职业化的英国法学家是布莱克斯通，他成为英国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普通法讲座教授，并将普通法作为一门严格的专业和职业技艺引入英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之中，改变了英国法学教育中教会法与罗马法占主导的格局。
当然，法律传统的经验取向或逻辑取向只是就核心特征而言的，在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经验和逻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过，尽管美国模式是得天独厚的特殊性存在，但由于美国在现代文明世界中的绝对优势影响，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对美国模式的钟情要远远超过其他模式。在政治宪法论者看来，中国宪法文本中需要定点清除的恰恰就是其根本法的政治生命所在，是其宪法权力结构和道德基础得以确立的核心支点，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所在。但普通法的经验主义进路所附带的法律体系的凌乱、缺乏系统性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若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便荒谬可笑，它竟妄想去限制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经此重构，魏玛宪法的守护者就被理论性地指向了总统，这正是施米特的论证意图所在。
于是，马歇尔的论证又重新回到了柯克式的普通法理由之上，这是第6—10点阐述的内容。其二，构建为所有常规权力机制之外的稳固的中心[30]。
在欧陆模式中，始自贡斯当的中立性权力学说和凯尔森的规范法学是主要理由。无论法学家认为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序言和总纲的规范效力如何，这些根本性的政治宪法规范却直接体现于中国宪法文本，塑造着中国的权力结构，决定着基本权利的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
何以如此呢？黄法官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司法实践通常只援引具体的法律规定。（4） 审查机构之权限直接来源于成文宪法之规定。
欧美的司法宪政主义伴随着亨廷顿式的民主波次极大地冲击并引诱转型国家进行结构性的宪法改革。（3）宪法同时具有政治性和法律性，这是宪法区别于普通法律的根本标志。这一界定涉及到政治宪法学者对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的理论认知。贡斯当首先提出了一对重要的区分，即王权与大臣权力，前者是中立权力，后者是能动权力[19]。
[58] 参见张友渔等：《宪法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文集收录了作者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宪法学文章，具有代表性。有所遗憾的是，尽管《联邦党人文集》中出现了关于司法审查的深邃讨论（比如汉密尔顿），但美国宪法文本并未明确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
王卫明博士在对转型国家的违宪审查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集中审查和分散审查已经无法涵盖所有国家的违宪审查状况。而且，止步于现代宪政门槛处的英国宪政在经历布莱克斯通以来两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逐步具有了自身不同的性格。
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3）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主要处理的是中港关系中的主权问题，对内地的借鉴意义有限。
或者宪法是最高的和首要的，不可轻言修改。然而，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尝试，宪法司法化的规范诉求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政治宪法结构。（2）从典型性来看，采取普通法院分散审查模式（美国模式）的国家是15个，采取特殊法院/委员会模式（欧陆模式）的国家是74个，这表明欧陆模式更容易被转型国家采用，具有可移植性上的优势。[62]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8]凯尔森认为美国式的普通法院审查仅具有个案效力，这是对普通法传统的一种误解。凯尔森拒绝了贡斯当和施米特关于中立性权力人格化的主张，通过机构化的复式分权设计完成了欧陆的宪政转型。
它必须外在于任一权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是中立的，以便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能够采取恰当的行动，以便它能够保持或恢复秩序而又不致引起敌意。因此，从尊重宪法文本和宪法权威的角度而言，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并不是借助职业法律人及其职业天命来推动一场普通法式的宪政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促使宪法上的宪法解释权具体化以及如何通过制度供给落实宪法民主化的政治宪法任务的问题。
[34]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1933年的《授权法》标志着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放弃了中立性，获得了能动性，开始了专制暴政。